【科普創(chuàng)作評論】《異形博恩》的后人類危機敘事與倫理救濟

杰夫·范德米爾（Jeff Vandermeer）是美國著名推想小說家，是“新怪譚”（the New Weird）這一分支的翹楚。他的作品多關注科技對生態(tài)的影響，基于“怪異傳統(tǒng)”（weird tradition）[1]47，突破時空限制，聚焦人類、非人類和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反思人類命運，探索突破之道。

《異形博恩》（Borne）出版于2017年，小說展現(xiàn)了生化技術濫用的惡果，構想了非人類智慧主體的形象。學界現(xiàn)有研究集中于人類與非人類主體間的關懷和親屬網(wǎng)絡建立問題、后人類視角下跨物種形象解讀以及空間敘事問題?！懂愋尾┒鳌敷w現(xiàn)出現(xiàn)代人類面對諸如跨國企業(yè)等不可靠實體時的無助[2]，同時構建了“資本世”（Capitalocene）背景下異常的城市環(huán)境敘事，探討如何建立緊密的跨物種聯(lián)系[3]，并探索提出更進步的環(huán)境觀念[4]。作為一部“強烈反映我們當下的小說”[5]，該作品揭示出資本主義帶來的經(jīng)濟、政治和人文方面深層次的危機和影響，通過并置人類、非人類與科技造成的災難，試圖重新定位后人類語境下的環(huán)境、生命和倫理關系，并討論在面臨共同性危機時需要采取的行為和價值準則。

《異形博恩》講述了拾荒者蕾秋與生化怪物博恩在末世背景下的城市“惡托邦”中發(fā)生的冒險經(jīng)歷。曾圍繞生化公司運作的某座無名城市，隨著公司的衰落和關閉而凋敝，留下廢墟、污染、生化怪物和無助的居民。拾荒者蕾秋外出途中意外在生化巨熊摩德身上撿到一個不明生化物，遂將其收養(yǎng)并取名“博恩”（Borne）。博恩通過吸收各種物質(zhì)，肉體與智慧驚人地成長，同時對周圍的一切構成了巨大的威脅，最終蕾秋不得不將其驅逐出住所。同時，摩德持續(xù)殺戮破壞，自稱“魔術師”的神秘人物也不斷引起爭端，掠奪地盤與資源，威脅著蕾秋和同伴維克的安全。當他們被趕出棲身之所并險遭殺害之際，博恩現(xiàn)身與摩德同歸于盡，蕾秋也發(fā)現(xiàn)罪魁禍首是早已覆滅的生化公司。最終城市迎來和平，蕾秋和其他生靈一起努力重建城市，迎來新生。

當今世界面臨眾多挑戰(zhàn)，包括環(huán)境污染、氣候變化、物種滅亡、瘟疫流行、人口問題、社會不公、政治經(jīng)濟沖突以及科技發(fā)展的不確定性[6-7]。發(fā)達資本主義追求極致的利益，企圖以機會主義和商品化的邏輯改造并掌控一切，導致了當前的后人類困境[8-9]?！懂愋尾┒鳌返某鞘小皭和邪睢闭瞧鋺騽』臐饪s，映射出當下面臨的生態(tài)、社會和道德的三重危機。

一、后人類時代三重危機敘事

（一）生態(tài)危機：環(huán)境、基因污染和生態(tài)失衡

生態(tài)環(huán)境是地球所有生命賴以生存的基礎，是生物和非生物要素之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綜合系統(tǒng)的總和。后人類語篇的核心是去人類中心化，涉及生態(tài)、自然環(huán)境的跨領域研究，構建了后人類生態(tài)批評和后環(huán)境研究的框架。人類曾通過干涉和改造自然，創(chuàng)造了優(yōu)越的生存環(huán)境，拓寬了自身對世界的認知，促進了文化繁榮。然而，在以人類中心論為內(nèi)核的資本主義驅使下，人類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過度干預帶來了惡果——第六次大滅絕伴隨著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開始而降臨[10]?？萍甲鳛橐环N中性的工具，在資本主義關系中遭到濫用，成為損壞、干涉和壓榨生態(tài)及環(huán)境的幫兇，生態(tài)環(huán)境淪為“無自然生態(tài)”（Ecologywithout Nature）[11]。

范德米爾關注科技濫用問題，并在其作品中展示了生態(tài)破壞的普遍性惡果?！哆z落的南境（三部曲）》（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以一起石油泄漏事故為靈感[12]，《異形博恩》則將故事舞臺放在一個遭受嚴重污染的城市中。主人公蕾秋和同伴維克居住的“城市的空氣中含有大量的化學物質(zhì)”[13]66，在他們的住所“觀景崖”下，流淌著因污染而具有毒性的河流。這個世界的氣候顯然也已遭到破壞，水循環(huán)已被嚴重干擾?！傲魉嗄昵熬拖В瑯淠疽捕伎菟懒恕盵13]256，只有少量耐旱植物在沙化的土壤和瀝青的縫隙里存活。博恩在日記中記錄下洗澡的愿望，但井水干涸和海洋枯竭使他無法如愿。下雨也成為“稀少而短暫”[13]17的事件，“即使是真正的雨水，也往往有毒”[13]17，因此活物在雨天都不得不藏身起來，躲避致命的毒雨。所有污染與破壞的源頭都指向資本主義經(jīng)濟下對技術的濫用：西北區(qū)的工廠煙囪制造出大量污染“導致了周邊地區(qū)的毀滅”[13]103，之后，生化公司任由生化改造產(chǎn)生的毒素和污染不斷向外擴散，直至影響到城市全域，成為“一切污染的源頭”[13]291-292。

范德米爾同樣對生化技術可能導致的遺傳物質(zhì)污染問題發(fā)出了警示。當代生態(tài)污染已涉及動植物和人類的基因安全?；诂F(xiàn)代農(nóng)業(yè)、畜牧業(yè)的商業(yè)需求，轉基因技術實現(xiàn)了對多種動植物的基因表達和修改。盡管這帶來了巨大的商業(yè)利益，也有助于緩解全球性的糧食安全問題，但也有學者表示擔憂，轉基因技術若不加以限制，會為自然界帶來巨大風險和生物安全問題，例如轉基因作物的耐藥性、轉基因堆積以及生物多樣性紊亂問題[14]。當前，人類基因組編輯受到科學倫理和法律因素的制約，在全球范圍內(nèi)遭到禁止。然而，仍有超人類主義學者支持優(yōu)生學（Eugenics）和非醫(yī)學目的的“人類增強”（HumanEnhancement）。這一觀點遭到了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為代表的眾多學者的強烈反對，并引發(fā)了對潛在危害的警示[15]。

《異形博恩》中的基因編輯導向了一種充滿風險的狂野未來。對生物的生化改造并沒有成就美好和諧的世界，反而驅使世界走向動蕩不安。會飛行的巨型熊怪摩德原是生化公司雇員，他在被改造后失去了理性，只會無差別地屠殺；試圖取代摩德的“魔術師”利用生物技術制造了人獸混合的部下；融合了動植物特征的博恩原本就是生化公司制造的武器。這無疑是一種警告：一旦解除法律與道德限制，生化改造領域將爆發(fā)追逐利益的狂潮，對人類和其他事物構成致命威脅。諷刺的是，身為生化物制造專家的維克其實也是生化科技的產(chǎn)物，作為人造人，他形象蒼白，依賴藥物，體內(nèi)寄生著診斷蠕蟲，生化科技也無法讓他擁有健康的體魄?？萍紵o法創(chuàng)造出集健康、智慧和理智于一身的完美生物，反而加速了被改造者喪失主體性的進程：摩德和其他被改造者看似獲得了巨大的力量，跨越了生物和非生物的界限，但他們不僅短命，而且容易遭到控制和利用。維克只能依靠藥物茍延殘喘，喪失了對健康和生命權的主導；博恩雖然擁有智能并愛好和平，但飽受殺戮本能的折磨。這種主體性的喪失則進一步導致了個體的自我削弱以及與其他事物關聯(lián)性的弱化甚至自我的異化，淪為科技濫用者的奴隸。

（二）社會危機：沖突激化，生產(chǎn)力下降

《異形博恩》中第二重危機體現(xiàn)在社會秩序的崩盤。首先表現(xiàn)為無序化的社會生活。資本主義在當代利用意識形態(tài)灌輸和數(shù)字技術塑造后階級敘事[16]，制造出“統(tǒng)治—被統(tǒng)治”的階級鴻溝，其固有矛盾爆發(fā)必然導致統(tǒng)治秩序紊亂。如果沒有進步力量的指導，資本主義的幽靈仍然會繼續(xù)盤踞，使人民無法走出混沌。小說描繪的城市生產(chǎn)生活原以象征資本主義秩序的生化公司為中心，公司倒臺后，摩德仍肆意橫行，人類與非人類均無法重建秩序，導致城市陷入動蕩。無論是暴君般的魔術師，還是暴虐的生化怪熊，在蕾秋看來“都很難讓人接受”[13]174。因此，拾荒者只能隱蔽自己的氣息，隨時戒備，否則很可能像穿著防化服的三名“宇航員”一樣橫尸野外；前雇員們像流浪漢一樣躲藏在大樓內(nèi)，但最終難逃一死；蕾秋即便睡覺也穿著鞋子，隨時做好逃亡準備。人類和動物只能借助黑夜隱蔽自己，因此博恩創(chuàng)造了“夜行國”[13]188這個詞，映射出惶恐不安的社會氛圍。

社會對抗也是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集中體現(xiàn)。這種對抗源于資本主義的私有化和對剩余價值的剝削，表現(xiàn)為資源占有和奴役他人，小說中體現(xiàn)為地盤爭奪、資源掠奪和剝奪自由。為了獲取資源以保障生存，人際關系簡化為敵友對立，武力沖突經(jīng)常發(fā)生，沖突中的失敗者淪為勝者的仆從。摩德、拾荒者和魔術師之間的地盤爭奪又進一步加劇了混亂。棲身于各處的拾荒者為爭奪必需品而戰(zhàn)斗；魔術師則屢次攻擊觀景崖以獲取對抗摩德的資源；摩德的代理①也數(shù)次襲擊魔術師和觀景崖來擴張地盤。困于這種二元對立思維，所有勢力陷入了訴諸暴力的惡性循環(huán)。

因此，雖然科技高度發(fā)達，但在動蕩的沖擊下，社會的生產(chǎn)力水平卻依舊處于原始狀態(tài)。一方面，生化公司徹底分離了勞動者與勞動資料，使得居民無法正常進行物質(zhì)生產(chǎn)；另一方面，在因嚴重污染而荒蕪的環(huán)境中，居民無法開展農(nóng)業(yè)活動，使得自給自足不復可能。大多數(shù)幸存者淪為拾荒者，像蕾秋一樣，在毒素遍布和危機四伏的廢墟里，靠著敏捷、經(jīng)驗和運氣尋找維持生活的物資；而有些則像維克，利用技能處理生化資源以換取所需；少數(shù)人“學會了在自己身上培育食物供自己食用，但收成越來越少”[13]78。他們明白，以各種途徑收集而來的資源，包括“很久以前取自生化公司的甲蟲部件和其他必需品”，也“終會耗盡”[13]17。

（三）道德危機：價值扭曲、功利主義與人際信任缺失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道德潰敗是《異形博恩》中的第三重危機。道德作為規(guī)范社會成員行為的準則，同時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判斷、個人修養(yǎng)和文化傳承。人文主義宣揚以人為本，推動了資本主義繁榮，但由此發(fā)展而來的人類中心論導致資本主義矛盾爆發(fā)，引發(fā)道德危機。蕾秋居住的城市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工業(yè)化的產(chǎn)物，其上層建筑受制于其資本主義本質(zhì)。道德危機分別從階級關系、個體價值取向以及人際關系等方面展開。

資本主義商品社會中，雇傭行為催生了人身依附，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現(xiàn)象?！熬秃孟袷堑匚粵Q定了人，而不是人決定了地位?！盵13]312這種雇傭關系實為工人將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給資本家，導致勞動者失去自由，資本再生產(chǎn)則加劇了階級分化，并異化了勞動階級。魔術師與其打手之間，實際上是一種資本主義式的雇傭關系。表面上來看，她提供了食物和庇護，然而“安全”與“自由”作為人類固有的權利，本不應被當作交換的籌碼。同時，她索取的代價卻極為沉重——手下們必須冒著生命危險為她提供武力支持。魔術師也數(shù)次試圖招募蕾秋和維克，其目的并非締結平等的合作關系，而是想利用他們的才智，占有觀景崖里的物資。因此，這種具有資本主義內(nèi)核的關系充滿了掠奪性的剝削與壓迫，制造了對立與矛盾。

這種社會環(huán)境加劇了人際關系的異化和原子化，加深了人與人之間的猜疑。出于生存和對抗孤獨的需要，蕾秋與維克同居并保持親密關系，但一直互有隱瞞，同時也相互打探。蕾秋一直無法把兩人單純地定義為一種簡單的相互信任關系，他們時而是愛人，時而又是合作伙伴，但更是一種雇傭關系。在維克看來，“大多數(shù)感情都集中于生化公司里的人”[13]29，其多次被拋棄和被背叛的經(jīng)歷，使得他再也無法與人坦誠相待，哪怕對蕾秋也只保持有限度的信任。他們對于觀景崖之外的人更是抱有警戒和敵意。隨著社會網(wǎng)絡的破碎，正常的人際交往也不復存在，個體成為孤立、碎片化的存在。

同時，資本主義過度追求利潤與競爭的傾向，使得社會約束缺位，導致資源不合理分配，間接造成了社會資源匱乏和社會的無序化，并影響了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念。城市中的金融體系隨著社會秩序的崩盤而不復存在，拾荒者們更多選擇原始的以物易物。然而，生化公司背后的資本主義物權觀念仍在侵蝕著幸存者的價值觀，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中的交換價值至上的邏輯占據(jù)了主導地位[17]。這就導致一種逐利的機會主義的盛行，人們的行為都以利益為導向。另一方面，物質(zhì)主義成為人們的主導觀念，任何事物，甚至具有生命的個體都可能淪為可出售的商品，因此，不僅蕾秋的記憶片段被維克販賣給了魔術師，甚至人類也成為交易中的商品。拾荒兒童提姆斯因年幼無法創(chuàng)收且消耗資源，被拾荒者群體視為累贅，被迫成為交易中的“貨物”。幼年的蕾秋躲藏在貨箱中時被運送到城市中，“按照公司規(guī)定……不算是人類，而是生化產(chǎn)品，是零部件”[13]333。即便魔術師認可蕾秋的才能，但仍然說她是“很有價值的貨品”[13]140。大多數(shù)人面對生命冷漠無情，一味逐利，導致殘酷且荒唐的事件一再上演。

在動蕩催生的絕望中，一些人主動放棄主體性，將自主權讓渡給集權主義，服從、贊美甚至崇拜權威。蕾秋在進入生化大樓廢墟后，發(fā)現(xiàn)生化公司的幸存雇員為了生存而服從摩德，甚至形成了崇拜摩德的狂熱教團，他們“用僅存的知識為摩德效力，罔顧一切”[13]312，制造出了大量熊怪協(xié)助摩德實施屠殺。喪失了主體性并隨波逐流的個體，無形中成為權威的附庸與幫兇，也成為“米爾格拉姆權力服從實驗”（Milgram’s Obedience Experiment）和“斯坦福監(jiān)獄實驗”（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的現(xiàn)實寫照。其根源是資本主義的“心理學化統(tǒng)治”，自由獨立的個體在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中，被改造成一種“適應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市民主體與心理學個體?！盵18]因為實行殺戮行為的是摩德，而非生化公司員工，因此他們認為自己的行為合理且免責。但諷刺的是，幸存者們?nèi)匀惶硬贿^死亡的命運，摩德最終還是毀滅了他們?nèi)珕T。

二、后人類困境探源與消極對策解析

（一）探究后人類困境根源

在小說中，與末日城市廢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蕾秋幼年所在的世界。通過蕾秋零星的童年回憶，讀者可以窺探到一個祥和美麗且文明高度發(fā)達的世界，那里享有生化技術改造的便利，生態(tài)也受到了較好的維護，雖然部分區(qū)域受到諸如海平面上升和難民問題的困擾，但和此處的城市相比，似乎是人間天堂。然而，當蕾秋在潛入生化公司的鏡廳后，發(fā)現(xiàn)那個烏托邦竟然存在于時空傳送門的對面。傳送門的兩端曾經(jīng)存在大量而頻繁的物質(zhì)交換：對面送來材料與訂單，在這里完成骯臟有害的生化改造，再將成品送回。當對面不再需要此處，便送來大量偽裝成兒童玩具的“博恩種子”，意圖利用生化武器毀滅一切作惡的證據(jù)。所有這些的幕后黑手皆是生化公司，它橫跨兩個世界，控制著一切，播撒絕望，剝奪了所有人“自主自轄的能力”，“深深嵌入我們的歷史，直到永遠”[13]327。

蕾秋最終并未受到“對面”美好景象的誘惑，她深知“它并不真實……無法解救我們中的任何人”[13]325，甚至“是個陷阱”[13]328，因為傳送門對面的安寧祥和是以此處的污染和破敗為代價的。為了造就彼處的繁榮，此處承受了產(chǎn)業(yè)轉移帶來的工業(yè)污染、生態(tài)破壞和社會混亂：生化廢物池中的大量失敗品如同“恐怖秀”，產(chǎn)業(yè)枯竭后員工遭到無情拋棄，人造的秩序仲裁者摩德走向失控，同時間接造就了狂暴的反抗者魔術師，以及在利益榨取殆盡后運送來毀滅城市的博恩種子。

范德米爾以資本主義作為藍本進行虛構[1]52。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目的依然是謀求利潤與剩余價值，并利用全球化將其勢力滲透至其他地區(qū)，借由工業(yè)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交換，打造現(xiàn)代世界經(jīng)濟體系。這種資本全球化過程本質(zhì)上是一種零和博弈，加重了世界的撕裂，揭示出發(fā)達資本主義的掠奪本性和二元對立的本性。正是這種對立性、抽象化的力量引發(fā)了當前后人類時代的重重危機。

盡管生化公司已經(jīng)覆滅，但其遺毒積重難返。三重危機互相影響，互為因果。摩德作為生化公司的終極產(chǎn)物卻突然喪失飛翔的能力，預示著資本主義注定失敗。然而，資本主義并不會自行消亡，鏟除根源依然需要不懈努力。

（二）驅散消極迷霧：失敗主義和暴力手段的局限性

發(fā)達資本主義試圖剝奪支配對象的主體性，將這些對象他者化，并把復雜多元的社會關系異化為支配關系。但即便身陷于多重危機的困厄中，仍然有人懷有希望，追尋生存的意義。在亂世求生時，維克不忘提醒蕾秋去思考自己真正的生存目標，以防止蕾秋迷失在渾渾噩噩的生活之中。同時，蕾秋通過與博恩討論存在的意義，開啟了對生活目標和生存意義的自省。雖然所有嘗試都是為了開辟新秩序的努力，但并非均有收效，方向和理念的差異導致最終結果大相徑庭。范德米爾呈現(xiàn)多種不同的選擇，探索在后人類匯流（posthuman convergence）中突破資本主義體系性矛盾的行動指導，通過維克和魔術師的結局，排除了消極性行為所導向的失敗道路。

維克代表的逃避主義注定導向失敗。維克在遭到公司拋棄后，依靠制作藥物和生化改造物謀生。他選擇了與蕾秋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常年隱居于觀景崖中。他常常沉湎于酒精帶來的自我麻痹，依靠生化甲蟲重播過去的美好記憶逃避現(xiàn)實，沒有“酒泡米諾魚和記憶甲蟲，他就快樂不起來”[13]182，“每當有什么事讓他想起關于生化公司的不快回憶，引發(fā)他那夾帶著自卑的憤恨與憂郁，他都這么干”[13]12。他面對摩德的威脅和魔術師的通牒，在反復猶豫與延宕中放棄反擊，不斷加固觀景崖，設置陷阱，視其為“堡壘”和“防御工事”[13]224，祈求能夠偏安一隅。然而，觀景崖還是無法抵御魔術師手下和摩德代理的頻繁入侵，庇護所的毀滅逼迫他們走上逃亡之路。維克的選擇證明了消極退讓必然失敗。

魔術師代表的以暴制暴的道路也被證明是無效之舉。在混亂中崛起的魔術師，其行為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為了對抗勁敵摩德，她驅使大量改造兒童作為暴力代理，卻無視他們的心智喪失和病痛死傷。她認可蕾秋的機敏和維克的知識技能，希望得到二人助力并占有觀景崖。但她卻采取了脅迫的手段，通過折磨蕾秋來逼迫維克屈服，并利用維克的弱點發(fā)出最后通牒。然而，這條道路最終以失敗告終，魔術師在與摩德的戰(zhàn)斗中被驅趕至生化大樓內(nèi)，最終死去。正如蕾秋所判斷，魔術師“在某些關鍵問題上……迷失了方向”[13]323，她認為通過暴力獲取權力是解決混亂的唯一途徑。但暴力壓迫注定無法成為新秩序的基石，圍繞個體特權建立的秩序依然不穩(wěn)定，因為這是一種根植于個人中心主義的霸權模式，沒有跳出二元對立的邏輯。在此基礎上的短期和小范圍的穩(wěn)定的假象無法長遠，因為依然會延續(xù)非此即彼的斗爭，重入生化公司和摩德的歧途。

三、批判性后人類主義的倫理救贖之路

《異形博恩》中，蕾秋與博恩的選擇向一種反對人類霸權、倡導萬物平等與聯(lián)系的后人類轉向。后人類轉向基于反人本主義和反人類中心主義的匯流，抨擊將“‘大寫的人’作為人類普遍代表的人本主義理念”，同時也“批判物種等級制度，推進生態(tài)正義”[19]。沖破具象為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人本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束縛，擺脫后人類困境，需要運用批判性后人類主義（criticalposthumanism）的理論框架，建立具有平等主義、橫斷性和肯定性的倫理觀念。

（一）嵌入式的平等主義

擺脫后人類危機需要從根本上跳脫出資本主義認知和體制的束縛。溫和的改良往往無法奏效，暴力革命往往必不可少。因此，范德米爾以暴力沖突推動戲劇性的高潮：巨大化的博恩與巨熊摩德展開終極對決，通過同歸于盡的方式，讓城市逃離生化改造巨獸的威脅。摩德代理、魔術師及其爪牙隨之消失。至此，整個城市獲得徹底的解放，迎來重建的希望。隨后滌蕩全城的大雨象征著城市所經(jīng)歷的革命，在大雨中“無論是被沖走的，還是新增加的，都有其重要意義”[13]349。

建立一個全新的、一元的和整體性的指導原則，能夠扼殺霸權的萌芽，消解對立的源頭?！懂愋尾┒鳌匪珜У呐行院笕祟愔髁x倫理，包含一種基于去人類中心化的平等主義理念。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塊莖”（rhizome）理論與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都展示了后人類主體的網(wǎng)絡化關系，即位于網(wǎng)絡中的每個主體相互緊密聯(lián)系、相互平等，可以有效消解人類中心化。N. 凱瑟琳·海耶斯（N. Katherine Hayles）、卡里· 沃爾夫（Cary Wolfe）、蒂莫西· 莫頓（Timothy Morton） 和羅西· 布拉伊多蒂（RosiBraidotti）等學者均明確反對啟蒙運動以來主導一切的人本主義和人類中心論，他們指出，后人類主體植根于自然環(huán)境，與周圍的動植物緊密相連，并與技術交織在一起[20]。無論是地球、環(huán)境、非人生物，還是包括塑料、電線、細胞、代碼和算法在內(nèi)的“科技代理”[21]，它們與人類在日常遭遇中建構出致密的紐帶，發(fā)揮后人類主體的獨特作用，成為豐富世界的重要力量。

蕾秋對各類人和物一視同仁，正是這種后人類主義的同理心（posthumanist empathy）的體現(xiàn)。這種同理心意味著，在承認后人類主體的個體性的同時，也要直面他們身上存在的、我們所不喜歡的部分[22]。面對博恩這一傳統(tǒng)意義上的怪物，她不帶偏見地接納他成為家庭成員，稱呼其為“他”而不是“它”，努力以自己的方式“養(yǎng)育”和教導他，把他當作一個和自己一樣的“人”。當蕾秋檢查博恩與摩德代理搏斗而留下的“傷痕”時，她意識到，與非人類打交道時，更需要跳出人類狹隘的角度，去設身處地地思考與共情。在閱讀博恩的日記后，蕾秋認識到他一直掙扎在自己的殺戮本性中，原樣接受博恩的本來面目則需要和他一起正視這種“屬性”。因此，接納博恩的過程其實是一種超越人類中心的關愛與倫理的建立。大戰(zhàn)之后，蕾秋并沒有利用權力的真空在城市中樹立權威。相反，她選擇回到觀景崖繼續(xù)以往的生活，并邀請其他人和生物入住，一同建設維護居所并修復環(huán)境。她的選擇是對每個生命自主自決的尊重，表明了她努力與其他后人類主體建立起跨物種的價值紐帶。

（二）橫斷性的普遍聯(lián)結

充分認知并發(fā)揮后人類主體橫斷性特質(zhì)的作用，也有助于構建批判性后人類平等主義倫理。后人類主體具有橫斷性的特質(zhì)，表明所有生靈都各具特異性，相互密切聯(lián)結與依存。運用橫斷性的概念和實踐，有利于打破人類/ 非人類、自然/文化這類二元認知，有利于在后人類時代的危機中，破除資本主義二元化的對立思維和人類中心論，有助于以平等、非線性且網(wǎng)絡化的方式發(fā)展與動物、算法系統(tǒng)和行星有機體的聯(lián)系[23]。博恩是后人類環(huán)境中具有橫斷性的后人類主體，能夠連接人、非人主體和科技，促進共同體意識的建立。當蕾秋首次發(fā)現(xiàn)博恩時，他“像半開半閉的?？?，散發(fā)出“一陣陣海水氣息”[13]2，“有點像?？蜑踬\的混合體”[13]5。當他與摩德決戰(zhàn)之后回到休眠狀態(tài)，散發(fā)著“鹽、浪花和海藻”的氣味，“像一株植物，吸收陽光中的能量”[13]356。隨著博恩的成長，他能夠移動、捕食蜥蜴并改變外表，甚至模仿蕾秋說話并自主交流。博恩具有強大的學習能力，同時也有著多重感官。盡管如此，他仍具有其創(chuàng)造者植入的獸性，因此他早就意識到自己是作為一件武器而誕生的。由于蕾秋的平等且充滿關愛的教育，他試圖壓抑自己的殺意，并愿意為他人犧牲自我。因此，他作為生化科技的結晶，集動植物特征于一身，同時在獸性、智能和道德感的角逐中，形成了復雜的自我，成為一個獨特的個體。也正是如此，博恩最終發(fā)揮了連接多方陣營，突破二元統(tǒng)治的重要作用。博恩的存在，是后人類主義與平等主義理想的體現(xiàn)，彰顯了生物、環(huán)境和科技能和諧共存的理念。

（三）生成主體與肯定性的倫理

建立一種積極的、主動的和肯定性的后人類倫理，是醫(yī)治后人類匯流中所激蕩起的各種消極、負面與悲觀的良藥。這種肯定性的希望和對集體事業(yè)的追求是一種建立、維持和描繪可持續(xù)流變的戰(zhàn)略，由責任感和代代相傳的使命感所驅動，并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微觀實踐中[24]。布拉伊多蒂認為，肯定當下的生成力量，并借用將來的力量，對于促進這種集體性的進步至關重要，這意味著“我們需要給予（他人）甚至自己都沒有的東西”，即表現(xiàn)出一種大愛，一種“生成”（becoming）的力量[25]?？隙ㄐ詡惱硎且环N結合每個實體的具體力量并在合作基礎上建立相互賦權的關系，旨在提高每個實體的個人能力，使其免受不利勢力的侵害[26]。蕾秋基于這種準則的指引所作的選擇正是這種力量的體現(xiàn)。雖然蕾秋僅有能力自保，但她對博恩這一充滿謎團的非人生物卻毫不吝嗇地給予母親一般的關愛。博恩展現(xiàn)出智能后，蕾秋一直以正面的方式引導他，對于“一塊空白的石板”般的博恩，“只往上寫有用的詞語”[13]27，以塑造其正確的道德觀，并一直試圖幫助博恩抑制本性中的殺意。面對他人，她也不吝惜自己的善意。她盡可能避免暴力沖突，只在必要的時候自衛(wèi)。當拾荒者首領意圖賣掉兒童提姆斯時，蕾秋主動向拾荒者群體贈予物資，作為他們繼續(xù)收留提姆斯的代價。

因此，經(jīng)由與人類和非人類因素及主體的多次遭遇，生成性主體得以形成，展現(xiàn)為一個嵌入式的、具體化的、關系的和倫理的過程[27]。小說從角色賦名和敘事視角深化了這一概念，博恩的命名即是對生成這一母題的回應。維克在談及自己所制造的生化改造物時說道，“他的誕生其實是因為我賦予他生命”[13]19（“He was born，but I had borne him”[28]），蕾秋受到啟發(fā)并因此命名為博恩。與“born”體現(xiàn)的被動（語態(tài)）不同，“borne”作為“bear”（出生）的主動語態(tài)過去式，體現(xiàn)出蕾秋和博恩積極進取的態(tài)度。他們身處危機中，沒有被動等待希望，而是把握自己的主體性，創(chuàng)造理想中的未來。他們所在城市的匿名性使其可以成為讀者所居住的任何一個地區(qū)的縮影，以蕾秋為第一人稱視角建立的個體化敘事與讀者的未來想象共鳴，投射出這種積極的生成體驗的普遍可能性。在肯定性后人類倫理的主導下，博恩和蕾秋作為后人類主體的“生成”過程，及其帶來改變世界的生成性力量，是點亮未來的希望。

蕾秋集堅韌、善良、寬容、高尚于一身，在困難中銳意進取，是范德米爾心中肯定性的平等主義后人類倫理的理想化身，博恩則證明了具有橫斷性的跨物種后人類主體的存在可能性。兩者的形象塑造和并置，以及蕾秋與博恩的傳承關系，體現(xiàn)了后人類身份定義的轉向，即將傳統(tǒng)理念中單一意義的“人”的定義拓展為后人類意義上的廣義的“人”。蕾秋對博恩，以及博恩對自己后人類身份的確認，彰顯了更廣闊維度上的后人類政治。他們帶有這種樂觀態(tài)度，基于集體責任感，發(fā)揮肯定的平等主義的積極作用，是紓解資本主義及人類霸權造成的環(huán)境、社會和道德危機的良藥。

四、結語

虛構類文學中的危機敘事并非僅僅停留在對危機本身的映射與想象，更重要的是對危機根源的挖掘，以及解決危機途徑的探索?！懂愋尾┒鳌凡捎谩碍h(huán)境啟示錄小說”的形式，投射出后人類時代的重重困境，試圖引發(fā)讀者對認知資本主義和人類特權思維的警醒。范德米爾通過想象蕾秋與博恩所經(jīng)歷的人類世多重危機和反烏托邦式全景中的冒險敘事，試圖探索一種去人類中心化的后人類主義倫理救濟，激發(fā)讀者對當下的思考，旨在推動對更美好、更多元的未來的創(chuàng)造。

通信作者：
廖全宇，南京藝術學院國際教育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英美科幻文學等。

①小說中生化公司所制造的聽命于摩德的眾多小型熊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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