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
莎士比亞逝世的1616年,寫下傳世佳作《牡丹亭》的湯顯祖也在江西駕鶴西去;任天堂成立的1889年,19歲的光緒帝終于親政;據(jù)說2001年在夏威夷去世的張學良,生前還聽到過2000年出道的周杰倫的歌,只是此事已經(jīng)無從考究。
歷史上總會有這樣那樣的驚人巧合,若非真實發(fā)生,很難讓人信以為真。
小孩子的誓言,在大人看來多半只是賭氣或玩笑話。不給買玩具就不吃飯的撒潑,或是校園戀愛里廝守終身的承諾,往往很難讓大人當真。
1550年,朱元璋的九世孫、年僅15歲的明朝“小王子”朱載堉也發(fā)下了一個誓言:老爸一天不回來,他就一天不回宮住。
他爸怎么了?其父鄭王朱厚烷,在《明史》里是個“布衣蔬食”、正直廉潔的藩王。因諫言規(guī)勸嘉靖帝別整天修仙嗑藥、研究長生法門而遭到排擠,又因為私自研究歷法、樂律而被污蔑有謀反動機,被軟禁在了鳳陽老宅里。
朱老父親并沒有犯什么錯,只是因為說實話、做學問,就蒙了冤。但15歲的朱公子又能做什么呢?無奈之下,他只能在宮外造了個簡陋的小土屋,無床無椅,雜草鋪地,以頗具不抵抗主義色彩的方式住了進去,希望以此為父親平反。
一開始,人們都只當是小孩子賭氣。打小家境優(yōu)渥的15歲公子哥,能在漏風的毛胚房里生活多久?但令人沒想到的是,朱公子一人在那間小土屋里一住就是19年,直到1567年新皇上位,父親被赦免,朱公子才住回了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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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忠諫獲罪并不罕見,不過研究律法搞音樂,在古代又有什么錯?
已知最早描繪西伯利亞薩滿的畫像,便持有一面手鼓。? 公共領域
文明早期,音樂被視作與天神溝通的語言,因其能影響人的情緒狀態(tài)而具備了神性。而祭司、薩滿等神職人員也就成了當代DJ們的祖師爺。
古希臘人認為,音樂不僅能調(diào)和情緒,還能影響社會穩(wěn)定乃至宇宙和諧,這種力量即古希臘文里的“ethos”:比如畢達哥拉斯就認為太陽、月亮和行星都會因其軌道的運行而發(fā)出各自特有的嗡嗡聲,而這些聲音在生命的特性上也有體現(xiàn)。柏拉圖則更是斷言:人的靈魂和宇宙都是由音樂構(gòu)成的。
而我國古人則將音樂的起源假以神人、神獸之名:傳說伏羲、神農(nóng)作琴瑟,樂官伶?zhèn)惸7馒P與凰的鳴啼聲制定十二音律(并與每年12個月份一一對應)。包括歷代皇族特權的禮樂制度,都是在強調(diào)音樂的神性。
皇權神授。私下研究音律,自然也會被視作企圖顛覆皇權的行為。這是時代的局限性。
1496年一件意大利的雕刻拓本,上面表現(xiàn)了行星的所在公轉(zhuǎn)軌道與音律的關系。? gushic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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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慧的古人早就發(fā)現(xiàn),樂音的音高會根據(jù)發(fā)音物體振動的快慢——即頻率而發(fā)生變化,因此只需要控制振動頻率(比如弦長、管長)就能控制音高。但是怎么確定各個音階的音高(這便是音律的概念),卻是個困擾人類數(shù)千年的老大難問題。
西方早期使用最廣泛的音律,據(jù)說可以溯源到畢達哥拉斯的“五度相生法”。而東方音律則大多向管仲發(fā)明(據(jù)傳)的“三分損益法”看齊——以某一個音的2/3或4/3頻率來確定新的音。與畢氏原理相通,方法相近,且比前者還要早個一百多年。
三分損益法推導音階的過程。
分落地球兩端的兩種文明,在相近的時間點上都獨自發(fā)展出了同一套音律,就是那么巧。但其實這都基于同一個發(fā)現(xiàn)——當兩個音高頻率成簡單的整數(shù)倍關系時,聽起來才是最和諧的。
現(xiàn)代物理可以通過機械波理論很好地解釋為什么會這樣:頻率呈整數(shù)倍的兩個波,其波形可以疊加成同樣有序的狀態(tài);而非整數(shù)倍的波形疊加則會變得雜亂無章。但是古人可以光憑耳朵發(fā)現(xiàn)這一點,不由讓人稱奇。
所謂“天運無端,惟數(shù)可測其機”。歷法和音律的數(shù)字內(nèi)核讓東西方的古人都各自發(fā)展出“數(shù)為萬物之元”的宇宙觀,即宇宙的真理可以通過數(shù)學完美詮釋——臂如古人“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萬物”的認知結(jié)構(gòu)。
既然是神的語言,那基于數(shù)學而形成的音樂也應當是絕對理性與完美的存在。但無論是“三分損益法”,還是“五度相生法”,都面臨同一個致命的問題——循環(huán)一個周期之后卻無法完美回到本律(按現(xiàn)代說法便是回到高八度的同一個主音上),因此無法周而復始地旋宮轉(zhuǎn)調(diào)下去,用古中文來說便是“黃鐘不能還原”。
黃鐘是古法十二律的第一律,被古人視作“至陽之音”。古人講五音十二律,五音對應五行,十二律對應十二個月份。月份是循環(huán)往復的,但十二律卻回不到黃鐘去。
這就有點尷尬了。
我們雖然不知道朱載堉那19年都在小土屋里忙活些什么,畢竟那會也沒有微博朋友圈,但就其后來的成就來看,他大概率也在子承父業(yè)搞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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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父親被誣陷獲罪的經(jīng)歷,很可能在朱載堉看來是當時的禮樂制度不夠協(xié)和、與天地運行的規(guī)律不合所致。朱載堉由此開始嘗試各種方式,期望讓律法得以完善,讓世風回歸正途,讓黃鐘歸原。
從歷史的一些只言片語之我們能發(fā)現(xiàn),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可能也是個音樂愛好者。他曾招懂音樂的道士進宮傳授音樂知識,以期提高宮內(nèi)整體音樂水平。這樣的宮內(nèi)氛圍無疑也會影響到朱載堉。? 故宮資料館
其實在朱載堉之前,也不乏有人注意到這個根本性的律法瑕疵并嘗試改進,比如西漢學者京房基于三分損益法提出的六十律,甚至是南朝律歷學家錢樂之提出的“三百六十律”,直接把老祖宗的三分損益法推演到了極致。
但是他們不僅把律法變得極其復雜,且依舊沒有找到黃鐘的還原點。這其實用現(xiàn)代數(shù)學也很好解釋,因為三分損益法中每個音都會跟其他音成2:3或4:3的頻率關系,所以不管推演多少次都不會得出整數(shù)倍關系來,黃鐘自然無法歸原。
類似的情況同樣發(fā)生在西方。為了讓各個音能盡量與主音和諧,提出地心說的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也推導出一個叫做“純律”的律法(后被13世紀英國人正式確立)。然而純律下的和聲卻容易產(chǎn)生狼音——一種基于樂器共鳴而產(chǎn)生的不悅聲響,究其緣由還是黃鐘未還原。
托勒密的宇宙體系圖。? owlcation
朱載堉意識到,要想讓黃鐘還原,最簡單的方法便是讓十二律中各個音都成等比關系,而這便意味著相隔的音階頻率倍數(shù)將會是2的12次方根。
這么簡單的道理,朱載堉當然不是第一個想到的人。但是基于古人樸素的計算工具與對無理數(shù)尚處于鴻蒙狀態(tài)的認知水平,顯然很少有人真的去計算這個數(shù)字,能準確算出來的,在朱載堉之前更是沒有。
朱載堉不僅算出了2的12次方根,還把這個數(shù)字推演到了小數(shù)點后24位。而他所使用的工具,則是一副81檔的雙排算盤……
再強調(diào)一遍。81檔算盤……開12次方……小數(shù)點后24位……
在1581年進呈給朝廷的《律歷融通》一書中,朱載堉詳細記敘了他的運算結(jié)果與計算過程,并將其命名為“新法密律”。那年的朱公子,已經(jīng)45歲了。
朱公子不僅在音律上成就顯著,在舞蹈方面同樣有所建樹。圖為他所收集的舞步內(nèi)容。?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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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全球一體化進程是在近兩百年間發(fā)生的事情。但在古代,東西方的音律學者總是保持著若即若離的同步性。他們曾經(jīng)不約而同制定了同一套音律,又不約而同面臨了同一個問題,而在朱公子提出新法密律的那些年,類似的事情也在歐洲上演。
1584年,被寫進義務教育課本的意大利人伽利略——的父親,文森佐·伽利略(Vincenzo Galilei)用琉特琴示范了“近乎十二平均律”的音律,并創(chuàng)作《24首舞蹈組曲》,其中標明了相關的24個大小調(diào)。
伽利略父子玩琉特琴。? wiki
在西方,伽利略老父親是第一個對十二平均律進行估算的學者,只可惜他所提出的音律并不準確(按音分來說為99分,而朱載堉的計算結(jié)果則是精準的100分)。
而一直到朱公子提出新法密律的57年后,法國宗教家、音樂理論家馬林·梅森(Marin Mersenne)才在《和諧音概論》一書中提出準確的比例數(shù)字1.059463(是的,只算到小數(shù)點后六位),這是西方歷史第一次出現(xiàn)這個數(shù)字。
然而與此同時,朱公子的理論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了當時身處中國傳教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筆記中。盡管目前并沒有任何直接證據(jù)能說明朱載堉的新法密律通過利瑪竇之手啟迪了西方學者,但是介于利瑪竇與梅森之間相識相交,且利瑪竇在中國的期間也與之有著書信往來,這樣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朱載堉《律歷融通》內(nèi)頁。?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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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qū)、劉半農(nóng)先生曾如此評價朱載堉的新法密律:“火器、造紙、印書是中國人的三大發(fā)明,近代在西洋人手里都有了飛速的進步,極度的改良……唯有明朝末年朱載堉先生發(fā)明的十二等律,卻是個一做就做到登峰造極的大發(fā)明?!?/strong>
確實,后來學者除了繼續(xù)往25位之后推算,也做不了什么了(這個事情計算機也能辦,而且又快又準)。這也是為什么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評價朱公子為“中國文藝復興式的圣人”。
學術界普遍認為,真正采用“十二平均律”來創(chuàng)作音樂藝術作品的第一個人,是J. S.巴赫。
? Curtis Stewart
對于不怎么聽古典樂的人來說,巴赫的名字可能僅限于“一個比較耳熟的古典音樂家”。但其實巴赫素來有西方古典音樂“開山鼻祖”之稱,對于同行來說更是神一般的存在——“巴赫之于音樂,勝似創(chuàng)教者之于宗教?!笔媛Z。即便是天縱之才如貝多芬,也評價巴赫“不是小溪(德文里'bach’一詞有'小溪’的意思),而是大?!?。
而在巴赫的諸多作品中,《十二平均律曲集》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這部作品將八度內(nèi)的12個半音各自分成大小調(diào)創(chuàng)作歌曲,是現(xiàn)代音律體系建立之后,第一部完整使用了所有調(diào)的鍵盤曲集。
但其實,巴赫的這部作品不應叫做《十二平均律曲集》。這只是一個翻譯錯誤,其德文名直譯更接近《好的律制鍵盤曲集》。不過這并不能否認巴赫在推廣十二平均律一事上的奠基作用。紐約時報曾發(fā)文稱:如果把音樂比作一本圣經(jīng),那么巴赫的《十二平均律曲集》便是《舊約》。
巴赫的《十二平均律曲集》手稿封面。?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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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公子的十二平均律以純粹的理性精神解決了音樂上的“黃鐘歸原”問題,就像是一劑萬能調(diào)料,讓鍋里原本獨立乃至矛盾的各種食材本味互相兼容,變成了一鍋和諧而經(jīng)久不衰的佛跳墻。轉(zhuǎn)調(diào)與和聲從未變得如此簡單。
巴赫則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十二平均律的適用性,也讓其成為了西方律制的基礎與核心。往后幾百年至今的音樂繁榮,與十二平均律的風靡息息相關。
其次,十二平均律的實行讓全球樂器產(chǎn)業(yè)也有了一貫通用的標準。樂器商再也不用按照舊律來制造龐大的鍵盤群,使用者也不需要有個大宅子存放這些。這對音樂普及的推進意義自不消說。
朱元璋與巴赫,兩個八桿子打不著的東西方著名人士,以朱載堉與他的十二平均律作為連結(jié)產(chǎn)生了奇妙的巧合。
而在巧合背后的,則是一種早已開始、且仍在發(fā)生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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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581年朱載堉提出“新法密律”,到1722年巴赫的《十二平均律曲集》問世,其間相隔長達141年。
這期間發(fā)生了很多事情。明朝皇帝將江山讓給了入關的滿族人,哥白尼提出的地動說前所未有地撼動了神學地位,萊布尼茨在德國發(fā)明了能夠進行加減乘除的機械計算機,塞萬提斯則寫下了《堂吉柯德》,讓無數(shù)后人沉浮在現(xiàn)實與虛幻的交界處。
更為影響深遠的是,鄭和七下西洋所帶回的他國生產(chǎn)資料、觀念與文化在東方緩慢發(fā)酵,而英國擊潰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成為新霸主,并由此開始他們的殖民時代。分居世界各個角落的文明在逐步向彼此靠近,這是全球化的黎明時刻。
? future-tech
全球化對于生活在這顆星球上的人意味著什么?
可能性。
正是基于全球化所帶來的可能性,川蜀之地才能四溢讓人欲罷不能的辣椒香氣,生活在北極的愛斯基摩人才能夠用上日本產(chǎn)的保溫壺。一個英國人,此刻沒準正開著德國車行駛在法國人挖掘的隧道中。車里安裝的是來自荷蘭的發(fā)動機,后備箱里裝滿日本產(chǎn)的威士忌。他身上穿的是印尼產(chǎn)的運動服,由美國人所設計,而紐扣則來自墨西哥的某個工廠。
而當你用手機看到這篇文章,你的手機里用的是韓國產(chǎn)的顯示屏、中國臺灣制造的芯片,美國人把設計圖交給新加坡人,最后新加坡人組裝起整部手機運到國內(nèi)。
美國經(jīng)濟學家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曾借用黛安娜王妃事件如此解釋什么叫全球化。而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
全球化帶來的并非只有趨同性,更多的反而是從未碰撞的文化之間所發(fā)生的奇妙反應——即便辣椒沒有傳入中國,他國想來也很難發(fā)展出麻婆豆腐、辣子雞、回鍋肉、冷吃牛肉……
即便是分別來自天南海北的諸多文化因子,在全球化之下所產(chǎn)生的可能性唯有如音律般和諧、平衡、富有美感,才能讓人銘記于心。
文/米肉
校對/芝麻塞牙縫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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